主页 > 金融论文 >

我国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分析

发布时间:2020-05-11 17:29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摘要:文章以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和金融从业人数为投入变量、存款为中间变量、贷款和金融业增加值为产出变量,运用共享投入关联两阶段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对我国31个省市的金融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金融效率不仅整体水平偏低,而且金融效率改善缓慢。此外,通过对我国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文章研究发现金融效率改善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在经济发达地区,金融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强;而在经济落后地区,金融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据此,得到了不同区域金融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强度异同的内在因素。文章的研究结果对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金融效率;经济增长;资源配置;金融创新
 
  一、引言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和枢纽,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发达的货币信用经济或金融经济。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成为了经济发展突出的两大特点。随着金融规模的蓬勃发展和大力扩张,我国经济呈现出了良好的增长态势,比如2013年前三季度GDP初值高达38.7万亿元,实现7.7%同比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日臻显著,金融因素已成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等视角加以探讨,许多经济学家都一致认为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关系。
 
  然而,作为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不仅要关注当前的经济增长态势,还要研究其继续增长的潜力。由于金融规模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因而最终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必然是金融效率的改善。我国是一个现代金融起步较晚的国家,西方现有的经济理论无法很好的解释我国的经济金融现状。对于我国金融效率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并且在不同地区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学术界虽然对此进行了关注和深入探究,但对我国具体省市区的具体情况的研究还欠深入,以致金融效率难以被准确测量。对此,大多数学者定性地描述我国金融效率的现状,很少有人从区域层面将金融效率和经济增长进行关联性分析。
 
  基于上述问题,文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量了我国各省市的金融效率,提出了检验方法和检验模型,考察了金融效率对全国各地区经济增长作用的差异,并进一步检验了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深入分析得到不同地区金融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提出改善金融效率的相应做法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在国外,戈德史密斯早在1969年就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做出较为系统的论述[1],他最早构建了一个金融发展的测量指标,并以此检验了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的研究结论。
 
  此后,1973年麦金龙[2]在提出金融抑制理论的同时,给出了另一种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并运用跨国层面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虽然两者的测量指标不同,但结论都一致认为金融发展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莱文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影响广泛而深远,他在1993、1998和2002年[3-5]的研究成果均表明金融发展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研究基本都是运用跨国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鉴于不同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并且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以及文化差异也十分明显,因此,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能因经济体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征。由此可知,基于国别差异影响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具有实际的意义和必要性。
 
  在国内,以曾康霜等为代表的学者在1990年开始了有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描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理论描述的显著不足是无法给出可信的实证分析,而且有时还会陷入各执一词的窘迫局面。2000年以来,我国学者们开始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实证研究上来。
 
  2008年陈伟国和张红伟运用向量自回归(VAR)因果关系和方差分解检验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以上述这种作用方式是以银行为媒介的,因此可以认为银行业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
 
  此后,2009年张珂等人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汉森构建的门槛回归模型检验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阀值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重要的阈变量。
 
  2011年杨龙和胡晓珍[6]的研究表明,我国金融效率整体上呈波动型上升趋势,且依次由东部、西部、中部递减,经济发展水平与金融效率呈近似倒“U”形关系。
 
  杨柳勇、莫申生、彭美红(2011)采用浙江省1990-2007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分析了浙江金融结构的因子,发现了金融总量因子与浙江的经济增长率、投资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金融效率因子与浙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关系,并且金融效率的提升还能带动社会投资率的增长。
 
  2012年云鹤等从Pagano的金融-增长联结机制中将金融效率切分为分置效率、转化效率和配置效率三个方面,构建测算金融效率的模式,认为我国金融部门的资金转化效率与资金分置效率大约都在60%左右。
 
  2013年崔晓东对江苏省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省农村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且投资转化率的作用最为显著。
 
  2014年苏建军、徐璋勇[7]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互相影响,但作用方向具有差异性。金融发展规模促进经济增长,但金融效率却制约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发挥;而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
 
  同年,徐建波和夏海勇[8]认为金融规模不断扩张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利影响,政府干预可以减少这种不利影响;金融效率的提高能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干预则阻碍了金融效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我国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改善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其促进作用在区域层面上具有“门槛效应”:东、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与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且在东部地区金融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更为显著,而西部地区其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金融发展阻碍了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
 
  纵观大多数已有的理论研究,国内涉及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呈零散式状态。虽然杨龙与胡晓珍(2011)的研究涉及到了金融效率,但是其对金融效率的测量过于简单,尤其是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不够全面使得结果的可信度不高。与此同时,研究金融效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传统研究多阐述的是经济发展对于金融效率的影响,虽然也有相关理论文献涉及到金融效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层面,但并未从我国具体省份实际情况进行实证研究。事实上,发展金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研究金融效率改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意义更为重大。因此,文章将以国内省市金融及经济增长数据为基础,探索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
 
  三、金融效率测度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金融效率就是指金融部门的投入与产出,也就是金融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间的关系。因此对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好规划、设计、安排与协调并且为双方联动性提高提供理论支持,既有助于提高金融效率,也有利于我国各个省市的经济增长的需要。
 
  综上,文章在考虑到金融运作过程的阶段性及关联性特征后,研究中对金融效率的测度是通过构建模型,然后以我国31个省市区的实际金融数据进行测度。
 
  1.模型介绍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又名为数据包络分析,是一种用来评价一组具有多输入和多输出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 s,简称DMU s)之间的相对效率的数学规划方法。自1978年Charnes等人[9]建立了第一个DEA模型(即CCR模型),此后,DEA被众多的研究者和管理者广泛地用于相关研究。
 
  在模型构建过程中,通过比较分析,基于2011年陈凯华和官建成[10]的建模方法:假设有n个生产单元(DMU),每个DMU(j=1,2,…,n)有m种初始投入X(i=1,2,…,m),q个中间产品Zpj(p=1,2,…,q)以及s个最终产出Yrj(r=1,2,…,n)。生产系统的初始投入并不是在第一阶段被完全消耗,而是在两个子过程中共同消耗,且不同的决策单元有不同的消耗比例。设第j个生产单元DMUj(j=1,2,…,n)在第一阶段消耗投入要素αiXij(0≤
 
  α≤1),其余的(1-α)X由第二阶段消耗。用ν1、ν2(i=1,2,…,m)分别表示初始投入要素其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投入权重结构。以w 1、w 2分别表示中间产品Z
 
  在第一阶段的产出权重和在第二阶段的投入权重,最终产品Yrj的权重结构以ur(r=1,2,,1 1第二阶段投入为Σqν2Z(1-α)X+Σq w 2Z,产出为Σs u Y。p=1 i pji ijp=1 p pjr=1 r rj
 
  则根据Charnes等人构建的DEA模型原理,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第k个生产单元的效率为:
  可将(1)式转化为等价的数学规划(2)。由于第一个不等式约束条件可以由第二和第三个不等式约束来表示,故转换后将该约束条件去掉。
  其中,V 1=tν1,V 2=tν2,W 1=tw 1,W 2=tw 2,U=tu,为V 1,V 2,W 1,W 2,U为零,Jahanshahloo and Khodabakhshi(2004)[11]认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ε的取值应满足以下条件,即0≤ε≤
 
  由于(2)式仍然是非线性规划,令π1=V 1α与π2=V 2α,则可将(2)式转化为线性规划(3)。
 
  通过(3)式可以求出线性规划的最优解,进一步可以根据
 
  (4)、(5)式计算出第一阶段的效率和第二阶段的效率:
  以上模型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建立的,实际中,各生产单元不可能都处在最优规模报酬上从事生产活动。显然,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过于苛刻,放松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可得到规模报酬可变的线性规划模型。规模报酬可变的建模思路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基础上引入一个分离变量来反映规模无效,通过与(1)、(2)、(3)式相似的推导过程得出:
  2.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及数据来源
 
  如前文所述,投入产出变量的选择是否科学,直接决定着效率测量结果的可信性,这也是运用DEA测量生产单元效率的一个难题所在。结合金融运作的实践,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将各地区金融机构的存款看作是中间变量,金融机构通过人力物力资本吸收存款,然后再将吸收的存款转化为贷款并增加金融业产值。因此,金融机构的运转就呈现出了明显的两阶段特征,其中存款既是第一阶段的产出同时又是第二阶段的投入要素,故将其作为中间变量处理,Holod and Lewis(2011)[12]认为这是解决存款难题的有效方法,这与文章构建的两阶段DEA模型是吻合的。相关投入产出变量定义如表1。
  3.金融效率的统计性描述
 
  由于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差异较大,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评价金融效率与实际情况难以切实相符,故而文章对于金融效率的评价是基于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进行。利用matlab编程求解模型(6)、(7)和(8)可求出我国31个省市区的金融效率,相关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按地区作为划分依据,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和内蒙古。
 
  如表2所示,从1998-2013年我国三十一个省市金融效率的统计结果来看,东、中、西部地区金融效率的平均值分别为:0.7316、0.5153、0.5169;标准差的平均值分别为:0.1145、0.0951、0.1011。金融效率依次从东部、西部、中部递减,波动程度也依次递减。中部地区金融效率虽然低于东、西部地区,但在经济发展方面却高于西部地区,低于东部地区。整体上,金融效率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差异性。
 
  东部地区的上海,金融效率最高,十六年的平均效率为0.9975,波动程度最小。其次是北京,十六年的平均效率为0.9536,位列三至五位的分别是浙江、广东和江苏。西部地区的甘肃,金融效率最低,十六年的平均效率为0.4165,其次是内蒙古,平均效率为0.4172,位列倒数三至五位的分别是河北、西藏和湖南。宁夏的波动程度最大。金融效率高的原因通常比较相似,东部地区的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和江苏等省市都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对外开放程度比其他省份较高,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等方面的创新具有相对优势。其中北京和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大批的金融总部均位于此,国际化程度较高,两个城市的经济都十分发达,因而金融资源也十分充裕。尤为重要的是,北京和上海有着众多高素质的金融专业人才以及先进的金融管理方法和理念,其金融效率自然较高。
 
  金融效率低下的原因则可能是多方面的,如西部地区的西藏,受制于历史、地理、文化及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其中金融文化的缺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效率的提高。内蒙古、甘肃等地区则是因为金融创新的稀缺和金融人才短缺导致。整体上,在这些金融效率低的省份,金融制度和技术较落后,金融创新的知识和技术含量较低,发展战略考虑不充分,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直观上看,经济发达的地区金融效率较高,经济落后的地区金融效率较低,即较高的金融效率与经济发展可能存在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也会反过来带来金融效率的改善,其中存在的具体关系将在实证检验部分给予展开论述。
 
  图1所示为我国整体金融效率在1998-2013年间的变动状况。整体上,我国金融效率呈上升趋势,金融效率由1998年的0.50提高到了2013年的0.74,金融效率的绝对值增加了0.24,增幅约为48%,我国金融效率在这期间得到了改善。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金融危机后,我国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极大地改善了金融效率。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确实对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进行了大量的补贴,1999年,国务院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同年,成立了东方、信达、华融、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负责收购、管理、处置相对应的国有银行所剥离的不良资产,四家公司累计剥离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万多亿元的不良资产。2005年以来,国务院又运用外汇储备为四大国有商业引入注入资本金,推动股份制改革并完成上市。毋庸置疑,这些改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效率改善提高。
  但是,图1显示的我国金融效率还是较为低下的。截止2013年,我国的金融效率值还不足0.75,同时,金融效率改善速度也比较缓慢。金融效率的这一变化特征可能与金融监管部门一直坚持的审慎性改革政策有关,审慎性的改革措施在保持了金融稳定的同时也对金融创新产生了制约,导致了金融效率改善的速度缓慢。
 
  四、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
 
  依据罗默和卢卡斯等提出的一系列以内生技术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就必须克服收益递减,实现要素回报递增。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其中,Yt为GDP;Kt为资本存量;It为实际投资量;St为总储蓄。
 
  2.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结果
 
  在测量了我国金融效率后,有必要对金融效率改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检验。在此,假设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存在的是非协调的、不稳定的关系。
 
  由于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是线性相关也可能是非线性相关,因此,要分析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究竟是何种关系,可以先检验线性关系,若不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再检验非线性关系,若线性关系成立,则无需进一步检验。一般地,线性关系的检验基本都是基于回归分析,但在此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这是由于时间序列之间往往具有共同的变化趋势,回归后虽然能够得到较高的R2值,但是如果这些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变量与变量间就可能没有任何关联,也不能用来做预测,这种显现被称为伪回归。为避免这种错误,确保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在做面板回归之前,先对各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常见的单位检验有基于相同根情形下的LLC、Breitung、Hadri检验以及基于不同根情形下的IPS、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13]。
 
  鉴于我国区域间经济金融发展差异较大,在实证检验时,分别从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以便得出更加可靠的结论。首要的是对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单位根进行了检验,考察时间序列是否具有平稳性,并将相关检验的结果报告如表3所示。
  从表3报告的检验结果来看,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东、中、西部地区,金融效率和经济增长均拒绝了有单位根的假设,均为一阶平稳序列,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但需要进行协整检验才能最终确定。
 
  协整检验的方法通常有Pedroni检验、Kao检验和Johansen检验三种,实践中多采用面板Predroni检验。Predroni检验[14,15]的原假设H0为不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统计量一共有七个,其中包括四个组内尺度描述统计量和三个组间尺度描述统计量,Pedroni证明在一般性假定条件下,上述7个统计量在经过均值和标准差调整后,都渐近服从标准正态分布N(0,1),可用此进行统计检验。蒙特卡罗模拟表明,在小样本情况下,组间统计量比组内统计量的检验功效更高。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检验结果报告如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四个样本的协整检验大部分都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表明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一步讲,由于样本数据时间跨度较短,组间统计量的检验更加可靠,而事实上,三个组间统计量有两个都拒绝了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协整检验只检验了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是要检验变量间的影响大小和方向,则需要做进一步的估计。由于小样本下的OLS估计具有偏差,使得传统的假设检验不再有效,Pedroni提出的面板FMOLS估计可以克服小样本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FMOLS估计[16,17]的基本思想是:首先对面板模型yit=αiβi xitμit及xit=xit-1+εit进行OLS回归,然后对因变量和参数进行修正。其中,yit是因变量,αi、βi取决于各省市的特征,xit是解释变量向量,μit为误差项。因此,文章采用面板FM-OLS来估计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将相关估计结果报告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关系,金融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全国层面,协整系数为0.3937且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东部地区的协整系数为0.5216且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中部地区的协整系数为0.2986且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西部地区的协整系数为0.3704且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总体上看,金融效率的改善促进了经济增长,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东、中、西部层面的实证检验均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从金融效率改善促进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来看,东部地区金融效率改善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强,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差。
 
  理论上讲,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金融效率就越高,

上一篇: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定位及协调发展思路
下一篇:试论我国开放资本项目的影响因素

分享到:
0
最新资讯
阅读排行
广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