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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70年:简要历程、辉煌成就和历史经

发布时间:2020-07-17 11:16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探索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设时期、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成就主要表现为:有效推进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建立了符合国情的制度较为完善、机制较为灵活、门类较为齐全、结构较为合理、功能较为充分和监管较为有效的金融体系;切实防范化解了金融风险。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经验包括:坚持以推进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维护金融运行秩序的稳定,坚持“以我为主”的发展原则,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和坚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关键词]中国金融;简要历程;辉煌成就;历史经验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长达100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状况,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也标志着中国金融迈出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步伐。70年来,中国金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大胆创新,在支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积极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和现代化建设,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较为完善、机制较为灵活、门类较为齐全、结构较为合理、功能较为充分和监管较为有效的金融体系,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中国金融70年发展的简要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中国金融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探索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设时期、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时期。
 
  (一)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探索时期(1949—1978年)
 
  1949—1978年是中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时期。这段历史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1.第一阶段为1949—1952年,这3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新中国金融体系萌芽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战乱。国民党政府留给新中国的是经济凋零、百业颓废、物质奇缺、失业严重、财力短缺、物价飞涨的一片废墟,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同时支持华中、西南和西北的解放战争,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以下5点。
 
  (1)统一货币并确立人民币的法律地位。在合并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银行的基础上,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人民币的发行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展开:一是对解放区边币的收兑。其中,人民币兑陕甘宁边币为1∶40000,兑冀热辽边币为1∶5000,兑鲁西币与华中币为1∶100,兑中洲币为1∶3,兑南方币则为250∶1。二是对金圆券和银圆券的收兑。人民币与金圆券的收兑比例在各地不尽相同,天津为1∶6,北京为1∶10,南京为1∶2500,上海为1∶100000;人民币与银圆券的收兑比例,广州为1500∶1,重庆为100∶1(黄达,1999)。三是向民族工商业发放人民币贷款,推进人民币在银行体系和生产流通环节的使用。在此过程中,政务院明令禁止携带人民币出入境,禁止私运、伪造和变造人民币。通过这些举措,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快建立了以人民币为法定货币的统一货币制度,为经济、财政和金融等运行的恢复创造了必要的货币条件。
 
  (2)关闭证券交易所。随着天津、北京和上海的解放,为了抑制由金融投机商所掀起的金融风暴,整治金融秩序,经中央批准,当地的人民政府决定整合甚至关闭证券交易所。其中,上海证券交易大楼于1949年6月10日查封。此外,为了疏导游资,经中央批准,新设的天津证券交易所于1949年6月1日开业,北京证券交易所于1950年2月开业。但一年多后,这两家证券交易所又结束了它们的历史使命(马庆泉,2003)。
 
  (3)建立新的金融机构。随着解放区的扩展,尤其是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型城市的解放,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新中国金融机构体系沿着五条路径逐步形成。一是接管改组。如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接管改组。二是新设。如1949年成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1951年成立了农业合作银行(即中国农业银行的前身)。三是整顿改造。到1952年基本完成了对1032家民族资本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分阶段整顿改造。四是取消特权。对在华外商银行实行了取消特权但允许它们在遵守中国政府法律的条件下继续营业,保护其合法权益。五是建立农村信用社。到1953年,建立了9400个农村信用社、20000多个农村信用互助组(李杨,2009)。
 
  (4)实现外汇管理的集中统一。一方面建立外汇指定银行制度,制定统一的人民币汇率,实行供汇与结汇制度,既做好外币兑换、取缔地下钱庄、打击外币黑市活动,又强化对外汇收入的管理,合理使用外汇。另一方面,实行人民币、外汇和金银的进出国境管理制度,建立新的国际清算机制。1952年,国家外汇收入扭转了旧中国外汇收支长期逆差的局面。
 
  (5)遏制严重的通货膨胀。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国统区”长期滥发货币和物质匮乏的影响,同时,各种投机商兴风作浪,导致各主要城市的物价飙升,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生活和工商业的经营运作。1949年10月以后,中央政府果断出击,运用经济、政治、行政等多方面举措,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先后展开以打击银元黑市活动、粮食投机、棉纱投机为重点的斗争;同时,实行了国有贸易机构抛售物质、兴办折实储蓄存款、发行折实国债吸收流通货币等政策,遏制住了通货膨胀延续的势头,终使物价趋于稳定。
 
  2.第二阶段为1953—1957年,这4年是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初建阶段。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1953年中国经济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围绕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服务于“一五计划”的各项任务,在学习苏联经验的基础上,中国迈出了建立高度集中的金融管理体制的步伐。这一阶段中,金融方面的举措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1)建立高度集中的金融机构体系。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将公私合营银行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体系,使它们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专业银行;二是建立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等,直属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三是大力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到1956年,全国97.5%的乡建立了信用合作社。通过这些过程,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对全国金融机构的集中管理体制。
 
  (2)实行高度集中的金融管理机制。在高度集中的金融体系中,中国人民银行对全国的信贷资金实行“统存统贷”管理。1953年以后,各家银行开始编制信贷计划并逐级上报,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统一平衡全国信贷收支后予以审批。此外,针对工商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占企业流动资金20%左右的状况,为了将信用集中掌控,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取消商业信用,规定各类企业一律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结算。通过这些举措,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
 
  (3)建立集中统一的利率管理机制。1953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国家统一制定利率并负责贯彻执行。1956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已经统一了所有存款和贷款的利率管理,由其提出利率水平的具体方案报国务院审批后执行。
 
  (4)建立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一五计划”时期,以私营金融业和私营进出口商为管理重心的外汇管理体制逐步退出,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一是外汇收支实行全面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各单位和个人的外汇收入必须交售给中国银行,不准相互买卖外汇,外汇使用必须执行国家计划;二是全国外汇收支计划由国家计委负责汇总和综合平衡,报国务院批准后进行纵向分配;三是外汇收支活动中所需要的人民币资金和外汇资金分开管理,人民币资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外汇资金由中国银行管理;四是人民币汇率实行严格的管控,运用行政手段予以管理。
 
  3.第三阶段为1958—1960年,这3年是大跃进背景下的金融管控放松阶段。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乃至超过英国。1958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批准了“二五计划”意见书,其中提出在“二五计划”期间,工农业总产值要比1957年增长7.4倍,基本建设投资3850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增长6.8倍,重大工业建设项目1000个以上。此后,全国各地和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热潮。大跃进各项指标的落实离不开货币金融的支持,中国金融管理体制机制也发生了以下几方面重要调整。
 
  (1)下放信贷权限。在工业、商业和财政等权限下放的背景下,信贷体制也做了类似调整。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从1959年起,实行“存贷下放,计划包干,差额管理,统一调度”的管理方针,具体表现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管理中央财政存款和中央企业贷款,其他的存贷款权限全部下放给各地,实行差额包干;在计划包干的差额范围内,各地可以多吸收存款就多发放贷款;贷款大于存款的差额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予以补助。这一方针在实践中造成了信贷管理放松,资金敞开供给,为信用的严重膨胀提供了政策基础。
 
  一个突出的实例是,为了支持商业系统的大跃进,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收购多少物资,银行就供应多少资金”的指导思想,导致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增加额远大于企业库存物资的现象。
 
  (2)抛弃金融制度。为了激励人民群众发挥首创精神,一些地方将各种规章制度视为桎梏,提出“要相信人民群众”“填平与群众之间的鸿沟”。由此,1958年以后,对金融制度进行了“大破大立、先破后立”,废止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金融制度,给各地的银行工作带来严重混乱。
 
  (3)实行流动资金的“全额信贷”。1958年之前,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定额部分由财政拨给,超定额部分由银行贷款支持。国务院规定,从1959年1月起,国有企业(包括地方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经营中所需流动资金(不分定额和超定额)一律由中国人民银行以信贷方式统一供给、统一管理;同时,国有企业经营中所需增加的定额流动资金,由各级财政列入预算后,全额拨交给当地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信贷资金。由此,形成了流动资金的“全额信贷”机制。这种机制进一步加剧了信贷失控,为挪用银行贷款进行计划外基建留下了方便之门。
 
  (4)停办国内保险业。在大跃进期间,一些人强调国家和集体的经济实力已经十分雄厚,不再需要通过保险机制来防范相关的经济风险。由此,国内的保险业务被取消了。这使得起步不久的新中国保险业发展受到挫折。
 
  (5)纠偏未果。大跃进所引致的经济、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混乱状况,在1958年底就引起了中央的警觉。1959年5月,李先念在中国人民银行全国会议上指出,信贷管理权力过于分散是银行工作的一个主要缺点。为此,需要采取四项措施:一是抓集中统一,下放给各区、县的信贷资金管理权限应尽快收回;二是要坚持信贷计划,坚决执行合理的规章制度,加强流动资金管理;三是工业贷款、农业贷款和商业贷款应当分别管理,不能相互挪用;四是停止计划外的商品赊销和预付货款等。但这些纠偏的举措尚未有效实施,就被“反右倾”斗争给打断了。
 
  4.第四阶段为1961—1966年,这6年是中国金融体系的纠错完善阶段。为了克服大跃进给国家财政经济造成的重重困难,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提出了要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此背景下,金融系统中前期发生的差错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金融活动的秩序有所恢复。
 
  (1)冻结机关团体的银行存款。当时一些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地方金库存款减少,同时,全国各机关团体在银行的存款达到100亿元左右。为了平衡财政金融的资金,回笼前期过多投放的货币信贷以稳定物价,国务院决定对机关团体的银行存款实行临时性冻结措施。
 
  (2)调整信贷管理机制。主要举措有四:一是改变1958年以后实行的差额包干政策,强化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季度信贷计划管理机制;二是调整国有企业流动资金的供应机制,工交运输部门经核定的定额流动资金中80%由财政部门通过企业主管部门下拨给国有企业,剩余的20%由财政部门划拨给银行,再由银行贷放给国有企业;三是将农业贷款利率下调到月息四厘八(即“人民公社化”之前)的水平,以减轻农业生产的负担;四是严格控制货币投放,包括控制超定额贷款、开支工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业信贷等,禁止财政向银行透支。
 
  (3)全面落实银行工作“六条”。1962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严格控制财政管理的决定》和《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即财政工作“六条”和银行工作“六条”(后被简称为“双六条”)。银行工作的“六条”主要内容:一是银行业务实行完全的垂直管理,上收前期下放的各项权力;二是严格信贷计划管理,非经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任何地方的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均不得在计划外增加贷款;三是严格划清银行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边界,不许将银行资金用于财政支出;四是严格现金管理和结算纪律;五是建立货币金融情况的定期报告制度,加强各级银行同当地党委联系,各家银行的地方分行应定期向当地党委和政府报告货币投放、回笼和流通的情况,贷款增减和还款情况,工资基金支付情况,企业亏损的财政弥补情况,银行贷款挪用情况等;六是严格财政管理。银行工作“六条”的实施将金融系统的运行纳入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之中,一方面维护了金融运行秩序的稳定,推进货币发行、流通和回笼进入正常轨道,促进了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扭转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下滑的趋势,保障了国家外汇收入超额完成计划目标;另一方面,积极有效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益提高,保障了国民收入增长、财政收支平衡和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到1965年,各项经济指标已经达到历史最好的水平。
 
  5.第五阶段为1967—1978年,这12年是中国金融体系陷入混乱和拨乱反正的阶段。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通知”),提出一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项经济制度、指导思想、方针政策、运行机制和工作秩序几乎被完全否定。与此对应,金融工作的基本制度、工作原则、管理体制、业务流程和运作方式也几乎被完全抛弃。
 
  (1)否定金融工作的基本制度。突出的现象是,将坚持财政信贷综合平衡视为“用财政信贷卡经济”,以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界定金融业务活动,使得一些传统的金融活动被划入资本主义范畴而被废止。例如,将银行结算制度视为“封资修的大杂烩”,造成结算工作处于无章可循、各自为政的混乱格局中,一直到1972年才重新建立结算制度。又如,将储蓄存款的利息视为“不劳而获的剥削”,储蓄存款被指责为“公私融合论”,一些地方的储蓄网点设置了“有息存款”和“无息存款”窗口,给储蓄存款的居民施加政治压力。再如,对点名批判或重点审查的人,不经法律程序(实际上砸烂“公检法”以后也已无法律程序可言),随意冻结他们的存款,查抄他们的存单,提取他们的存款。
 
  (2)取消金融管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与各级政府机关受冲击、被裁撤等相一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各职能司局被大量撤并,仅留下了“政工”和“业务”两个“组”维持工作。1969年,在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办精简合并过程中,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被并入财政部,留下从事金融业务工作的干部仅剩87人。由此,金融管理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财政部门随意挪用银行信贷资金成为合法行为且公开化,货币发行权力也大大分散了。
 
  (3)冲击国外金融业务。一些人将向国外保险公司进行再保险的业务说成是“依靠帝、修的保险公司,保我社会主义国家的险”,要求停办国外保险业务;一些人将侨汇业务说成是“为外国资本家服务”,侨汇是“敌特活动经费”,提出应“枪毙”侨汇;一些人将以高股息吸引华侨投资的政策视为“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主张予以取消。
 
  (4)金融业务陷入混乱。随着“文斗”转向“武斗”,一些地方的武斗派别运用武力到银行强行提款、拦截银行库款、抢劫国家金库等现象时有发生。在此背景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已难以维持正常营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中央军委决定对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实行军事管制措施以后才有所好转。
 
  (5)两次转机的流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有两次可能的转机,但终因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未能如愿。第一次是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金融工作出现可能纠偏的转机。当时中央强调,要切实保证银行系统的纵向业务管理,统一制度、统一计划、统一货币发行和统一资金调度,严格划清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银行资金不得用于基建、弥补企业亏损和职工福利。但因“批林批孔”政治运动的冲击无疾而终。第二次是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提出全面整顿国民经济过程中,要求保证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各级政府部门必须严格执行货币投放回笼计划和现金收支计划,银行等金融机构强化信贷管理工作。由此,银行等金融业再次获得恢复的机会,但因“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又无果而终。
 
  (6)大规模整顿纠偏起步。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以后,恢复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1977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强调各级银行应切实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各项金融政策,整顿规章制度和各项金融工作,整顿各单位在银行和信用社开立的账户(对近250万个账号进行处理),整顿签发空头支票和出租出借支票的问题;在银行系统内展开清资金、清账务、清财务的“三清”工作,整顿货币发行、银行统计、金银管理和出纳工作;同时,充实银行系统的骨干力量,尤其是加强业务第一线的力量。
 
  1949—1978年的29年作为探索建立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时期,虽然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历经曲折磨难,但在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中也深刻体现了金融发展中的三个规律性现象。第一,金融系统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经济政治环境的稳定,或者说,经济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引致金融运行的不稳定,也必然引致金融发展出现挫折、混乱、倒退等现象。第二,金融系统应始终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己任,在经济发展中扩展金融发展的空间和深度,因此,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决定了金融系统发展的程度和水平。第三,金融体制机制是经济体制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金融体制机制应与经济体制机制的要求相适应,经济体制机制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引致金融体制机制的相应调整和变化。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设时期
 
  1979—2017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建设时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标志着中国迈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金融是经济体系的核心构成部分。随着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国民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中国金融在有效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功能较好发挥、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持续增强的完整体系。中国金融先后经受住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中国金融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金融的改革之路同时就是中国金融的发展之路。在38年的建设时期中,中国金融选择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之路,走出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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