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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抗“疫”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带来的思

发布时间:2020-04-15 15:02   来源:    作者:

摘 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疫病范畴,有极强传染性和传播力。古代医家对于疫病传播途径、人群易感性、疫源地、流行过程及防治等有着深刻的认知,在抗击疫病方面积累了较多宝贵经验。通过中医药合理 运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达到了减轻患者症状,阻止疾病进程,以及改善预后的目的。结合传统中医理论防治疫病,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治带来了新的思考。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新冠肺炎;中医药;瘟疫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简称新冠肺炎,其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WHO 已将该疾病正式命名为 2019 冠状病毒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国家已将本病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截至 3 月 1 日 24 时,据 31 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32652 例(其中重症病例 7110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44462 例,累计死亡病例 2912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0026 例,现有疑似病例 715 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663240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46219 人[1]。综合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性,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属于“疫”的范畴,病因为感受“疫戾”之气[2]。
1中国古代有关疫病的记载
       疫在古代是传染病的统称,而疠和瘟同义,都是指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疾病[3]。对于小范围流行且致病力较弱的流感,中医用“时行感冒”的称谓,但对于大范围内流行且致病力强的流感,则应归属于“疫病” 范畴[4]。   
      古人对于疫病的观念,早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疾年”指的就是瘟疫。早期该传染病多流行于囚徒奴隶之中而称“温”。“温”本作“昷”,指代囚徒或奴隶。囚徒群居致使疾病互相传染,故以“昷”称谓此病。至战国时期把“昷”改为“温”。南北朝后,“疒”取代假借的字增多,遂将“温”改为“瘟”。 《左传》中也有“役人病”的记载,指这种疾病也可发于兵役之中。后战国时代开始把“役”改为“疫”[5]。 《素问·刺法论》云:“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宜,无问大小,病症相似”。《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疠大至,民暴死”,指出了此病病急且发展迅速。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言:“余宗族素多, 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指出了其具有传染性且死亡率高。《后汉书·五行志》录有疫情 10 次,建安年间(公元 196—219 年),疫情持续时间之长、死亡人数之多,是历史上少见的[6]。明清时期是疫病学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第一部疫病学专著《温疫论》标志中医疫病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温疫论·自叙》中提到:“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疫者……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吴又可指出疫病不同于其他六淫所致疾病,疫“有天受,有传染”。“天”不是指日月星辰之天体,他补充说:“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很明显是指空气,即存在于空气中的致病因子“戾气”; 所谓“传染”,则指接触传染而言[7]。吴鞠通《温病条辨》认为:“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使然也。”指出了疫病的致病特点[8]。
2疫病的病因与发病
2.1疫病与五运六气
      五运六气是中医传统的自然科学模型,是中国先民研究天文、地理、物象、气候、历法同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诊断治疗关系的一门学说,是传统中医“天人相应观”的集中体现。瘟疫的流行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域性,这与不同节令、不同地域的气候、物候条件密切相关[9]。《中国气象报》中证实:2019 年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海洋温度最暖年[10]。《诸病源候论》认为疫戾之发生:“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 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11]可见疫病的发展与气候有密切关系。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市内江河纵横、湖港交织。2019 年 12 月份以来,时值冬至、三九之时,寒令当至而未至,应寒而未寒,反为热,同时阴霾冷雨缠绵近旬,不时之气留连,这种物候学的异常是本次武汉疫情发生的外因基础[12]。《黄帝内经》对疫病的发生,有天、人、邪“三虚致疫”的理论[13],“天虚”是指五运六气的乖戾失常。
2.2疫病与饮食习惯
      李东垣指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武汉本地市民饮食喜吃黏腻的热干面,阴寒的海类水产,湿腻阴寒伤及脾胃。本次疫情中患者舌象总体呈现厚腻腐苔,乃湿浊之象[14]。《温病条辨》中说“疫者,疠气流行,多兼秽浊”。此次疫情属于温热性质浊毒,人体感受非时之气夹时行疫毒而发,戾气从吸道侵入, 邪之所犯,始于卫气,犯于肺,波及于中焦脾胃,脾胃若本受饮食所伤,运化失常,湿浊毒邪无以为运; 重则由营及血,上扰神明,变证则可逆传心包。温热浊毒合而胶结致病,脾胃功能的运化是否正常,则对于疾病预后有很大影响。
2.3疫病与“正”“邪”
     《灵枢·口问》亦曰:“故邪之所在,皆为不足”。《素问·玉机真藏论》曰:“邪气胜者,精气衰也”。《瘟疫论》曰:“本气亏虚,呼吸之间,外邪因之”。《黄帝内经》及后世医家都明确指出正气不足,抗邪无力,外邪乘虚而入,疾病因之发生。《伤寒杂病论》中指出:“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病则无由入其腠理。”若正气虚衰,则触之即病,疾病的发生,是邪气与人体正气矛盾斗争过程。 正气充盛是抵御外邪的关键,同样也是疾病预后的关键。《瘟疫论》中指出:“其年疫气盛行,所患皆重, 最能传染,即童辈皆知言其为疫”“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及病”。同样,本次疫病普遍易感, 从壮年到老年儿童,皆可发病。《黄帝内经·刺法论》中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 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 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古人意识到避其毒气也是防止疫病的重中之重。现代人常因饮食不规律、工作压力大、睡眠时间少等因素导致机体内的正气不足,这可能是导致感染 2019 新冠肺炎的其中原因之一[15]。最初的互相染疫,是由于很多人对该病毒尚未知晓,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才给疫毒大规模传播流行以可乘之机。后期采取的多种隔离措施,远离传染源,则很好地控制了疾病的传播。
3应对疫病的举措
3.1疫病的隔离措施
      晋代立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同时亦有“郡县给医药”, 必要时“疾疫者以医驰马救疗”。在京师者,疫情严重时,可以“废朝”。这些具体的救灾措施,对防止疫病传播起到重要作用[16]。古人早就意识到大疫最难防控的是其强烈的传染性和流行性,所以发生疫病后控制传染源,隔离发病人群,及时治疗,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等是疫病治疗的重要举措。新冠肺炎治疗过程中,也采取了较为有效及时的隔离措施。同时也鼓励群众一旦出现类似症状,及时于医疗机构进行诊疗。疫情期间群众除居家隔离外,出入公共场所须佩戴口罩等。这些举措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治意义重大。
3.2疫病的药物治疗
       历代医家对于疫病的研究颇深,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结合温病病机特点,创立以升降散为主的治温十五方;余霖《疫疹一得》从热毒着眼创清瘟败毒饮等;吴鞠通《温病条辨》创立三焦辨证体系,运用安宫牛黄丸、紫雪丹、至宝丹“三宝”救治温病神昏痉厥危重之症,立下不朽功勋;王孟英《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提出预防疫病方法,研究了多种处方。中医药防治疫病有悠久的历史,在数千年疫病的流行中, 依靠中医药为维护人民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几次大的疫病流行,中医药的紧密参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击“非典”的战役中显示出中医药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17-18]。新冠肺炎第六版指南中强调了中药治疗的重要性,确诊病例推荐使用清肺排毒汤作为基方治疗。患者具有身热不扬,倦怠乏力,胸闷,脘痞, 或呕恶,便溏,以及舌苔厚腻等湿浊较重的表现[18]。清肺排毒汤为麻杏甘石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巧妙相合。毒邪入里化热,壅遏于肺,肺失宣降而致发热、咳嗽,病位在肺,以麻杏石甘汤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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